“一代人的青春，是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、苦涩和艰辛、希望和憧憬，在蹉跎岁月里书写的。”这是《孽债》的作者叶辛的话。

当徐炳曜，这位叶辛当年的老同学，风风火火地闯入视线时，一切似乎都符合大众脑海里对知青的想象:中年微微发福的身材、穿着一件藏青色短衫、扔进人群不易被记住的五官……干练、亲切，而又健谈。似乎不管身处何方，都影响不了心中的从容不迫。茶室的灯光昏暗，他的周围却愣是被炸出一股开阔明亮的气场，映照出脸上经岁月洗练后的某种神采。

他从黑色包内掏出玻璃瓶装的茶叶水，“我喝它就行，自带的茶叶，很好”。

于是，有些微的冷场。忍不住想:这是可以不介意旁人目光、贯彻自我的中年人，比较偏爱的习惯。于他，亦如是否？

那条青春的河流

1953年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《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》。

1955年，毛泽东提出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”这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。

1966年，高考停止，许多中学毕业生既无法进入大学，又无法被安排工作。

1968年12月22日，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《我们也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》的文章。

1969年，全国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。

有人说，沉浸在知识青年的如烟往事之中，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。

记者:少年时期如果选一个词概括，会是什么？

徐炳曜:游玩。

1966年，我在上海九江中学读书，还没有毕业。当时，全国的大串联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，我跟着同学们四处串联，但其实并不懂得确切的含义，印象中，也就是四处游玩，一直玩到了1968年，学校准备毕业分配。

正逢其时，毛主席提出了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“12·22”指示。摆在我面前的，有7个地方可供选择:黑龙江、吉林、内蒙古、安徽、江西、云南和贵州。一回到家，我就和父亲两个人商量，用了排除法。我受不得寒冷，从小就容易生冻疮，东北不能去，安徽据说条件非常差，想来想去，还是贵州吧，那里是三线，估摸着容易上调，有出头之日。

1968年，虚岁18岁，在懵懵懂懂中，怀着对未知生活的些许兴奋、些许不安，我告别了父母，穿上灰色的中山装，拿着包裹前往彭浦火车站，踏上了去贵州的火车。坐在木条组成的座椅上，望着窗外的风景一阵阵在眼前飞驰而过，彼时的我还没意识到，我的人生道路，也从此刻起，开始飞向了另一条轨道。

火车上，我认识了叶辛，聊起来才发现，原来我们还是校友。第三天的晚上，火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我一下车，只见周围漆黑一团，什么都看不清楚，生产队来了一位队长把我们安排在临时仓库里，那儿就是一个草棚，外面下着大雨，里面下着小雨。

几个月后，我们用土垒砌墙壁，盖上草，住所就大致成形了。中间煮饭，一头是几个男生的住处，另外一头则是女生的。

我被分配到的生产队，就在主干道公路边上。后来叶辛等一群知青好友们，每次途经公路，都会经常来我这儿坐会儿，我就招呼他们洗脚、吃饭、聊天。

初到生产队，每天清晨鸡叫起床，出早工，到了10点才吃早饭，11点继续上工，一直到晚上6点钟吃晚饭休息。那时一天只吃两顿饭。我一开始什么家务都不会做，连衣袜都不会洗，还是请教了女同志才学会的。

第一年的工酬打7折。我所在的生产队是烧砖瓦，一开始安排我们这些新手先去踩泥巴，每天算13个工分。我使用了浑身的力气，那个泥巴都毫无动静，心想这简直是愚公移山了，要踩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？于是灵机一动，把生产队用来耕地的牛给拖了过来，牵着牛踩泥巴，效果果然极好，还省了不少时间。结果被领导发现，一顿猛批，说我们思想还是改不掉少爷习气。后来我开始打砖，路过的知青好友们看着觉得好玩，有时候也会帮我一起干活儿。结果常常一个月的工作量，我用半个月就能提前完成。剩下的时间就和大家结伴出去上街“赶场”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旅游”。

我每次去息烽县，为了节省火车钱，不坐进车厢里，而是站在车门外，这样不用买票。贵阳是大站，我也怕付钱，所以常常在贵阳前面一个小站下车，走好几公里路，走到贵阳。晚上当然也没钱住旅馆，而是直接睡在了火车站的休息室。

就这样，一边工作，一边乱玩。日复一日，任光阴飞过。当时的脑子里总以为，我终能回家，现在只是外出锻炼，自然走得越远越好。

安徒生说:从前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叫《光荣的荆棘路》，一个猎人得到了无上的光荣和尊严，但是他却长时期遇到极大的困难、冒着生命的危险。我们大多数的人在小时听到过这个故事，可能后来还读到过它，并且也想起自己那些没有被歌颂过的“极大的困难”。故事和真事没有什么很大的分界线。不过故事里经常有一个愉快的结尾，而真事常常在现实里没有结果，只等永恒的未来。

那封回家的书信

1971年，城市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。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。

1977年，高考恢复，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。

1980年5月8日，提出不再搞“上山下乡”。

同年10月1日，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。

有人说，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的故事，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。

记者:知道自己可以回家时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

徐炳曜:愣住。

在生产队时间呆得长了，我渐渐会产生逆反心理，有点像迟到的叛逆期，别人说东，偏要往西。虽然私底下结交到了不少朋友，但是到了1973年，生产队也确实希望我能早点离开，于是安排我在安顺市的一所农业学校读林业学。

学生的日子过得非常平静，直到收到父亲给我的一封信，忽然就炸出了我心底一直潜藏的某些东西。信上提到了一件事:一位“有点办法”的亲戚路过上海，问父亲有什么愿望，父亲只提了一个:把儿子调回来。

“回家”，这是多么简单又多么勾起梦想的词。

所以两年后中专毕业时，我就和老师坦白:想要回家。

那位老师叫曾伯华，当时他就给我出了一个主意，让我感激了他一辈子。他说，从贵州调回上海，比登天还难，现在我能做的，就是别回原来的生产队，先去少数民族地区就业，那里更容易放人走。于是，1975年，我趁着放假回家，和父亲两个人议定，去当地镇宁县就业。镇宁县是布依族、苗族的自治县。

这一去，又是三年。

起初，我在汇龙区林业站当技术员，工作内容很简单，与我读的专业有点关系，就是具体指导当地农村林业生产。没想到干了不到一年，林业局就把我调到县木材公司做木材调运员。当地木材非常紧俏，我算是找到了一个好饭碗。不过个中原因倒很简单:那里就我一个单身汉。木材调运常常要跑到外地，一去就是一个月，有家庭的人不愿意干。而我心心念念都是回家，所以一直保持单身状态。

木材调运其实很好玩，比现在旅游开发的“漂流”项目舒服多了。把三根木材捆成一个竹排，穿一件救生衣，沿着不深的车水河漂流而下，到白沙河，整个路程从柳州一直到贵州的安龙县。碰到大河，中间再换一个超大的竹排。所幸我擅长游泳，那是小时候在苏州河里学会的。途中也有需要火车陆运的，我有了经验以后发现，反而小一点的铁皮车厢构造能够放进更多的木材，于是和火车站的人混熟了，不用特地关照，每次他们都会给我小的车型运木材，一次可以多运很多，活儿提前就能干完。

这份金饭碗般的工作，只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几乎没有节假日的概念。所以我后来向领导提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:过年要放我一个月假。领导欣然同意。于我而言，这样的作息时间太好了，因为我实在太想家了。

1978年的11月，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。我收到了父亲写的信，信中明确地告诉我，我可以调回上海了！先是愣住，后又回复平静。这实在像做梦一样不可思议，于是我告诉自己，能回就回，不行的话就在当地这样呆着，目前的工作很吃得开，小日子过得也很舒坦。

王国维说，人间有三种境界: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此第一境也。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此第二境也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此第三境也。

那个心心念念的家乡

1978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。

1992年，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深圳、珠海、上海各地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“南方谈话”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。

1999年，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。

2002年，党的十六大确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。

2008年，北京举办奥运会。

2009年，国庆60周年。

有人说，人总是一边感慨岁月的荒废、青春的丢失，一边又顽强地表达“青春无悔”。

记者:现在你的人生愿望，如果选一个词概括，又会是什么？

徐炳曜:享福。

1978年，随着发来的调令，我要去园林管理处上班。按理说，应该知足了，可我总觉得园林处的工作地方在上海郊县，还是和农村一样，思来想去，于是，我自作主张，去劳动部门报到。

劳动部门一开始当然不肯收，后来让我写下保证书:原来调回来时我是干部编制，现在回到工人编制，将来保证不后悔云云。如此折腾了一个月后，才终于落户，在轻工业局下面的人造宝石厂上班。

心心念念要回家乡，但真的刚回到上海时，我居然有点不习惯。上海是一座老工业城市，用人和管理上与外地不太一样。我在贵州上下班自由，上海上班早上8点不能迟到，下午4点不能早退。此外管理上也是如此，都有严格规定和程序，我太习惯吊儿郎当的风格，一下子有点受不了。

对我来说，厂里的活儿一切都要从头学起。我一开始学的是机修工，机修工是什么都要会一点，但什么都不太精。不得不说，从小呆在上海没出过门的同事，和我们这些出门回来的知青们相比，实在有点笨。我一年就把机修工的活儿都干下来了，他们好几年还是学不会，各方面都不及知青们老练，做事情想不到前因后果。平时聊天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。他们知道的少，太多东西没见过、没感受过、没想到过，聊起来觉得没劲。

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陆续又有知青同学一批批回来，他们有的和我一样是工作调动。有的就在街道里弄混口饭吃。还有些属于现在所说的“啃老族”，根据当时的政策，先回来再说，靠父母养着。另有些则是生产队的“剩女”，也纷纷单身回到了上海。

一年后，我在厂里担任采购员。活干得不错，于是有人问我要不要入党。我当时觉得自己性格自由散漫，不够入党资格，怕拖人后腿，没敢递申请。

我从贵州回上海的时候，还觉得这座城市没有太大变化。90年代，忽然觉得城市的景观变得非常快，马路不一样了，建筑长高了，钢筋水泥，遍地开花。

与此同时，厂里的效益开始走下坡路。在叶辛的建议下，我们把厂房搬到了贵州，就是我上山下乡呆的那个镇宁县。当地的矿石本来就是特色，我们厂搬过去，照理说节省了各种成本，起初大家信心很大，把我们当作样板，希望能够带动一大批后续的厂也往西部地区搬。不过我们依然没有克服“水土不服”的种种不适现象，最终在2005年结束厂房，2007年和当地了断，以破产告终。

其实贵州省后来有个粗略的统计，90年代在那里的合资企业不管做什么结果都亏本，一旦不搞合作，独立干的，基本都有盈利。比如有一个生产氧化铝粉的厂，一开始与当地的酒厂合作，去参观的时候人人都很有信心，结果一年就亏损，后来被当地的民营企业买下来单独干，就盈利了。

当地人谈历史谈文化，那可以很有深度，但是干企业缺乏经验和感觉，还有待磨练。西部开发，给了知青们一次很好的机会，只是有的人抓住了，有的人抓不住。

现在我就拿着退休金，过着安逸的生活。2005年叶辛组织过一次知青35周年的聚会，安排在北京西路的云峰剧场，是知青们自己编排的联欢晚会。我把当时18岁的女儿带了一起去看演出。不同于其他联欢晚会的是，这场演出，知青可不是安分的观众，看到台上表演的熟人，会即兴跳上台，和演员们一起跳一起闹。当时大家都已是54岁至57岁的年纪，还有几位60岁的人。女儿回头很惊讶地对我说:“你们都是些半老头了，怎么还像长不大的老小孩一样？”我说:“我们那时就是这样。”

这就是知青之间的语境和默契。无论后来的人生路各自朝哪个方向走去，曾有过的那段岁月确实磨练了我们，使年轻人变得老练，完成了从不懂到懂的蜕变，并将这些深深地埋在了人生的足迹里。

如今已经是国庆60周年了。过去我们还曾数着粮票，现在社会的物质已经丰富得难以想象。我希望日子可以更美好一点、更长久一点，再多享受享受幸福的人生。

贝多芬说: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，它妄想使我屈服，这绝对办不到。

生活是这样美好，活他一千辈子吧！